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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对平民乃至贫寒子弟而言，高考差不多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2003年6月初，非典阴影中的中国高考如期进行，“文化广场·周末生活”的“那年，我们高考”征文也顺顺利利展开。吴万平的稿子来了。我忘了是他自己送上来的，还是他通过电邮发过来的。

老吴的稿子我读了没几行，就憋不住哈哈大笑：原来他的数学也这么差！可是，读着读着，发现他的故事还有反转：他第二年高考数学竟然考了58.75分。岂有此理，佩服佩服！

吴万平1968年初中毕业，不过他的初中也只来得及上了一年课，然后文革就来了。到了该上高中的时候，校门已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门正轰轰烈烈地开着，他于是成了一名小小知青，到安徽贵池的唐田公社插了队。1974年12月，他终于有机会招工进城，去安徽地质局321地质队12号机当了一名钻探工。和那个年代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是一名“文学青年”。话说回来，那个时候，不爱“文学”，又能爱什么呢？爱劳动那是必须的，不成其为爱好。爱科学之类则没什么可能，因为那不符合“政治挂帅”的原则。其实，所谓“爱好文学”，如今看来也是徒有其名。当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成了“毒草”的时候，“文学”还有多少可爱的？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年轻人总是会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理想”。吴万平的理想也就是用“文学”做武器，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他初中阶段已经开始大量阅读“革命文学”，《人民文学》《诗刊》杂志每期必读。当工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写小说、诗歌。他向来是有自信心的，他觉得自己周围那些”文学青年“，哪里有人像他那样用功？有谁能像他那样读过那么多文学作品？

所以，当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传来，吴万平摩拳擦掌，信心十足。他的信心来自于如下判断：

其一，我爱好文学，我当然要考文科，我一定能考上；其二，我要是考不上，这铜陵市（地质队所在城市）无人能够考上；其三，我数学虽然不好，那有什么，我不学了，我放弃了，只要我文科考高分，一定有“伯乐”会发现我，相中我。

结果，他想象中的“伯乐”没有出现。他落榜了。不过，他的另一个“预言”倒是应验了：那一年，铜陵市果然没有一人考上文科大学。

当年读稿子读到这里，我很想握着吴万平的手，用力摇啊摇啊，然后气喘吁吁地说：“同志，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的数学也很差，1979年的高考我的数学竟然考了8分，这实在让我惊喜。我也是拒绝学习数学的，我也是盼望有’伯乐‘的。可是，这个世界有的是’伯伯‘，就是没什么’伯乐‘。”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一样了：吴万平竟然开始猛攻数学了。哼，这……这放弃数学的革命意志坚定吗？

文学青年吴万平（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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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像现在，考不上大学除了自尊心受到一点打击外，也没觉得多大损失。我在地质队当钻探工，加上野外津贴，每月收入50多元，并不比我母亲，一位1958年大学毕业的老师收入少。半年后的1978年高考，我准备放弃。因为我工龄已有4年，多熬一年即可带工资上学。没想到我母亲固执地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劝我不要放弃这次高考。等我收到母亲一封长达20页的信，决定参加高考时，只剩下40多天的复习时间了。

【胡按：当时读到这里，一个小疑问一闪而过：执意劝他继续高考的是他母亲。为什么不是他父亲？现在我已知道，这里面又有痛彻肺腑的故事。老吴一直没有对我讲过他父亲的故事。最近因为写这个系列，我偶然了解了一些。容我改天慢慢道来。】

最令我头痛的是数学。多亏了我所在地质队的一位水文地质员韩寅，他虽然只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可早已把初高中数学“煮”得烂熟。韩寅因为要赡养没有工作且多病的母亲，不能参加高考，就把他多年浸润所得“秘笈”倾囊相授。这位“武林高手”很快摸清了我在数学方面的长处和短处，制定出我的学习计划：彻底放弃平面几何（我从此知道放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学精学透对数和三角函数（韩寅说这两种东西常混在一起出题，不学精学透考试时一绕弯子肯定拿不到分，等于没学），加上我初一时学得还算扎实的代数，再来一点解析几何，他保证我能拿到想拿到的分数：50分。

【胡按：我的成长岁月里没有”韩寅“，所以，我的数学至今很烂，不能不说是情有可原。哈哈】

天晓得韩寅从哪儿弄来了那么多对数和三角函数的难题。而且他一有机会，就对我的解题能力赞不绝口，这大大吊起了我学习数学的胃口。我那时要求只上“大夜班”，因为有些麻烦事在“白班”和“小夜班”时都做完了，所以在钻机正常转进的时候能睡上四五个小时。这样，我就省下了睡觉的时间，把其余十几个小时全交给数学了。只在累了的时候，背背历史、地理和政治。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灯下忍受蚊虫叮咬，挥汗如雨绞尽脑汁解题时，窗外凉风习习的小山包上，坐着一大群挥舞扇子的青年男女。在这个自发形成的交谊舞台上，他们常常为某个问题，热切地争吵打闹。而究竟是我还是“王老师”（子弟学校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更有希望考上大学，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绝大部分的人都将信任票投给了王老师，惟有韩寅———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知己”，从来都是为我“据理力争”，而不管是否会得罪某个“漂亮妹妹”。这些争论，前所未有地激发了我的斗志。

考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我下了大夜班，匆匆换下工作服，爬上队里接送考生的大卡车。几十上百号人———青工和子弟都有，老师和学生同在———分乘数辆卡车，浩浩荡荡向市区考场进发。那一年，文科生的录取比例是60比1。我仗着数学贡献给我的至关重要的58．75分，狂妄地在3个志愿栏里都填上了一模一样的大学和专业名称。最终我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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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平那年考上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他确实如愿以偿了，不过，“狂妄地在三个志愿栏里都填上了一模一样的大学和专业名称”这件事，确实没有发生过。他当时没有狂妄到这个程度。或者换句话说，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狂妄”时，表现得比当年更“狂妄”一些。

我手头正好有参考文献，可以列出他当年填报的所有志愿。如下：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系科（或专业）

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 历史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 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 中国历史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世界史

一般高等学校系科（或专业）

安徽大学 汉语言文学

安徽师范大学 中文 历史

安徽劳动大学 历史

安徽师范大学巢湖专科班 中文

安徽劳动大学铜陵市专科班 中文

“中文”与“历史”，不仅是他首选的系科，也代表了他的理想与志趣。多少年之后，在我们同事的岁月里，他的中文功底与历史情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