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了诸多变化，没有哪一刻比此刻更能感知到“我们尚未生活在结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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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理想app的新节目《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为我们回溯了现代人的梦想如何一步步铸成，以及为何共同生活的现代化愿望还远远没有到终点。

推荐这档节目的时候，媒体人陈迪说，“恰是现在，我们正在比过往的许多时刻都更加需要学习观念史。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确定自己并不能心安理得地、无须努力地自动获得一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讲述 | 陈迪

来源|《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

当我说“任剑涛老师”的时候，那不只是敬称，而是因为任老师真的是我的老师——我在2007年成为中山大学政治学的大一本科新生的时候，任老师就是我们的老师。不过有点遗憾就是，交集不是很长，事实上是有点短。因为2007年以后，任老师就到北京来了，先到人大，现在清华。所以他给我们班上课的那一年，就是他即将离开他个人生活了十几年之久的广州之前的最后一年。

换个角度来讲，我们2007级中山大学政治学班是很幸运的，居然赶上了还能听任老师给我们上本科课的末班车。早在00年代，任老师还是个定义上的青年才俊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不光在我们校园里、并且也是在华南的文化空间里，一个像学术摇滚明星一样的人物。

那时候你完全可以不需要是一个政治学科的学习者，也不必须专门读过他的文章著作，却都能够知道：这个老师，有点东西。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任老师的公共文化生活本来也比较丰富，上电视节目、给媒体写评论、还当教练带辩论队，带着我的学长学姐们拿过最重要的比赛的冠军。

高校学者在大众文化市场里受欢迎是很正常的，但是文化市场最需要、最欢迎什么学科的学者，在不同时期的区别也很明显。90年代、00年代，政治学、社会学，还有历史，在文化市场上出镜率非常高。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到10年代他们是最受欢迎的，有一些大众学者的生态位只能由经济学家去占领，当然到后来情况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最近，比较有市场缘的学科是法律与心理学。

不一定准确，一个粗略的印象是：一个时期内，我们最经常看到的大众学者，与那个时期社会整体的心态以及诉求相关性很高。社科学者为上层建筑深化改革提供想象力；历史学者给现在正在进行的时间、正在进行的历史提供借鉴与教训；经济学者为经济增长提供帮助；法律和心理学则是为大家了解并运用法律，以及照顾个人心理提供支撑。

在中大本科的政治学课堂上，我们读思想史，读思想史发展至今的诸多历史成果，读不同社会形态的公共生活安排，“我们尚未生活在结论之中”，那时候大家把生在后发现代化社会这件事，当作某种命运的赐福而非负担，因为这意味着还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可以完成、也将要由我们来完成。

当年给我们讲课的任老师，满足了我们对于一个进步时代大学课堂的所有期待：激情，澎湃，极富冲击力，一堂课下来像听了一场摇滚live house，他释放能量的时候，毫无保留，仿佛用在我们身上的将来都会被我们投入到更大、更广泛的事业中去。

我现在做这些回忆，当然也不排除有追忆青春的滤镜影响。但就好像我看过任老师眼里有光地聊他们思想解放的80年代，00年代同样是一段给我展现过最多希望、憧憬、可能性的，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黄金岁月。

新的历史可能会夺走很多曾经的期待，但我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非常有信心，那就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那些年间的教育、社会辩论、观念讨论、无数老师、同学、知识分子的投入与努力，总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来。

恰是现在，我们正在比过往的许多时刻都更加需要学习观念史。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确定自己并不能心安理得地、无须努力地自动获得一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正因如此，我们没有立场不加省察地接受一切生活里的现实；而为了要更加有力地检验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又哪有比从已经发生过的观念历史里找资源、找工具更为行之有效的呢？

时至今日，“我们尚未生活在结论之中”这个命题仍然是成立的，我们的共同生活的现代化愿望还远远没有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