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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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了一篇包含曹德旺在内的25名科学家、企业家联署的文章，题为《屈从论文  难下工厂 “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转》。他们认为中国要从工程大国迈向工程强国，工程人才培养中必须改变“工科理科化”的现象，让更多的工科教师、学生去工程一线解决真问题。

这25名科学家、企业家分别是：历军、王军成、王国栋、王焰新、王耀南、印遇龙、刘经南、杨敏德、杨善林、陈景河、陈夏裕、吴义强、李华军、李德仁、严建文、何清华、武强、罗琦、胡正寰、侯保荣、郜春海、徐卫林、曹德旺、潘君骅、魏臻（按姓氏笔画排名）。

和很多类似提议相比，可贵的是这些科学家、企业家（以下简称提议专家）给出了“工科理科化”的定义——“所谓‘工科理科化’，是指工科的评价体系及运行方式向理科靠拢，甚至完全向理科看齐。其典型特征，是用理论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重视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创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议专家给出了包括制定合理的工科教师评价体系、高校建立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企业导师）、鼓励校企合作等六条建议。

什么是“工科理科化”？

提议专家虽然给出了“工科理科化”的定义，但这一概念具有模糊化、开放性的特征，仍需要进一步归置和厘清。

提议专家们认为：“‘工科理科化’问题在本科教育中最为严重，研究生教育次之，其潜在影响还渗透到高职、中小学教育中”。这说明他们所说的“工科”是社会性的“工科”，并具有较为广阔的外延，而非教育意义上的工程学科。

根据现行教育政策和法规，高职、初中乃至于小学都没有什么工科理科的划分。高中有文科和理科的划分，但也没有工科。因此认为“工科理科化”的潜在影响已经渗透到高职和中小学教育中，从教育管理的角度出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要扣这个字眼？因为专家们的几乎所有建议都是针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工科理工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只在高等教育上下功夫，是解决不了的。显然，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手段的局限性构成了一对矛盾，专家们的提议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方面，因而说服力大打折扣。

高教领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让提议专家们如此焦虑呢？《屈从论文  难下工厂 “工科理科化”亟待扭转》一文中指出：“教师宁愿或不得已在黑板上教修机器、教盖房子，也不愿或无法下车间、下工地去解决工程中的真问题；学生解决了生产线上的关键工艺问题，却经常因为没有发表顶刊论文，而不得不面对毕业评优时的窘境；在产业领域，大量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面对一些要害环节的‘卡脖子’现象，企业往往无计可施”。

笔者加以归纳，专家们认为高等教育存在教学脱离实际、学生毕业评价手段单一、高等教育投入对强国的拉动作用有限等等问题。不得不说，这些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而且确实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早在2010年，《羊城晚报》的一个调查就指出：高校教育存在大量的落伍内容。大学生们抱怨：“专业空泛，感觉学不到什么”“学习没压力，只为了一场考试？”“不知道读大学究竟在读什么！”。

2011年，一位不愿具名的某985大学退休教授在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表示：“在我熟悉的领域，竟然还在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我当年就是用的这种教材，几十年以来这些内容都没有什么变化”。

2015年，《中国教育报》引述了多位高等教育从业者的评价，认为中国大学应用型专业的教材较为陈旧，已经被时代甩在身后。

尽管有很多呼吁和关注，我国大学部分教材还是远远落后于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以至于有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学生的常识，然而还是未能写入课本。直到近年来，教育部高教司“十四五”规划中大力整顿“旧教材”的问题，“完善教材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的建设，鼓励高校用优教材、新教材，坚决淘汰过时落后的旧教材”，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至于在评级学术成果时，“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问题（简称“五唯”）以及缺乏“卡脖子”技术成果的问题，就更是家喻户晓的顽瘴固疾了。

为何教学不贴实际？

如果“工科理科化”在高等教育里指代的是上面这些问题，那么扭转它就是必须的。可为何这样一个人人说好的事，在现实中却推进的步履维艰呢？

中国的大学生为何更能忍受低质的教育呢？这要从就业模式说起，例如在德国，本科生就业与职业院校的学生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优势。B站有一个德国UP主，曾经做过一个针对德国企业的采访，企业主明确表示：“有时我们对自己培训过的（职业院校）培训生比对应届大学生更满意”。

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在德国是双元并重的

而在美日英等多数西方国家，如果科研内容不是企业所需要的，又不走科研的道路，硕士乃至于博士，在就业上与本科的差距远没有国内这么大。著名数学家张益唐在美期间，因未能获得美国教职，且为方便继续研究数学，不愿做过于劳心的工作，因此只能在快餐店工作了很多年。

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的就业模式是衡量应聘者可能创造的价值，并与企业需要进行匹配的模式。企业招聘主要是看这个人本身，至于学位和应届生与否，固然还是非常重要，却不能与国内的重视程度相提并论。

国内的就业模式，更像是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通过资格考试后，大学生就具备了一定的稀缺度，根据大学声誉高低，大学生的学历稀缺度也各有不同。就业时，不同薪资稀缺度的企业倾向于招聘与自己企业同一甚至更高学历稀缺度的学生。长期以来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学历贬值”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很多高校今天的毕业生，比十年前的毕业生要优秀一些，但就业形势完全不能与十年前相比，这就是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模式下，只要入学并顺利毕业，同一级学生的学历稀缺度就是一样的，学生没有太多动力主动与产业接轨。更没有动力冒着不能顺利毕业的风险，主动要求增加学业难度，并倒逼高校教师提高产业实践水平。

其实为了提高教学内容与产业实践的贴合度，教育部和高校每年都会进行大量地问卷调查和电话回访。学生是学不到真本事的最大受害者，但在培养中出现了只要给分高，学生是绝不介意为不学无术的老师“打掩护”的现象。因此调查往往出现一个奇观——学生们普遍认为在校学习的知识对工作帮助有限，但却几乎认为每一位老师的课程都设置合理、结合实际、生动有趣。

而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的形成，又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乏力、企业市场化竞争模式扭曲、产业升级出现一些困难甚至高等教育招录模式等等问题密切相关，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

为何来源实践的科研少？

不能为了科研而科研，工程学科的科研尤其如此。目前高校破除“五唯”的运动轰轰烈烈，但不难发现积极响应的以院士和教授为主，青年教师的积极性目前不算高。

年轻人思想最活跃、最解放，最有希望做出突破性成果。正如著名科学家王选所说：“我38岁的时候，在电脑照排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处在最前沿”，“今年我68岁，3年前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离学科前沿更远了”。

为何离前沿更近的青年科学家，更想搞论文、搞帽子、搞职称、搞学历、搞奖项呢？2021年中纪委、中监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刊登了一篇题为《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的文章，或许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该文指出高校中“门户林立，近亲繁殖”，“以同门情谊打造利益圈子的现象在一些高校不时存在。有的学科所谓‘大佬’徒子徒孙遍地，以师生、同门为纽带互相提携，形成封闭的‘圈子’”，“‘圈子’不加约束，就会演变成派系，派系之间不单是学术上的分歧，还有行政权力和项目利益上的争夺”。

文章进一步分析：“在年轻学生话语中，课题组内‘大老板’‘小老板’称呼不时出现，有的‘大导’掌控一切，以家长作风扭曲学术传承”。进而必然导致“有的甚至在项目到手后立马分包给课题组的年轻老师或学生，自己动嘴不动手，出钱不出力，成为‘学术包工头’，把师生间‘授’与‘学’的关系异化为老板与员工的雇佣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科研工作者作为弱势方必须自保，重论文、重帽子、重职称就是必然的。一篇论文至少有两个等效的署名位置，出力的和出钱的都各得其所。“大导”当二级教授，“小导”当五级副教授，也均怡然自得。但是应用研究必然是多环节、重资产的运作方式。在现在单位强势、山头林立的情况下，青年科研工作者在权益分配中完全没有保障。

作一个假想，博士小青完成了A、B两种生物机制联动的研究，博士小年完成了C种化学品及衍生物对人体影响的研究，小年的“小老板”小教在小年的基础上，完成了C种化学品及衍生物对A生物机制的研究。“大老板”小师有一天在检索论文时发现，小青和小教的成果似乎预示着C种化学品及其衍生物，有可能通过A影响到B种生物机制的关键指标D（例如精子活力或者血压水平）。

于是小师找到学院，要求拨款2000万，在某种化学品及其衍生物中寻找针对关键指标D的特效药。学院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暂停若干项关键仪器采购，专门拨款。在研发中，因为影响了仪器采购进而影响了其他课题组，被骂得狗血淋头，由于研发周期太长，学院领导三天两头催问进度，小师压力巨大。

最终研发成功实现了产业化，年赚8000万。领导找到小师，说学院对你支持很大，至少6000万你应该回馈学院，还有1500万应该给学校。每年你们课题组可以增加经费400万，你个人奖励可以增加100万。至于小年和小教，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已经有研究成果了嘛？至于小青，都不是我们学校的，管他呢。

领导还说学院老傅要冲击院士了，你得出成果帮帮忙，其他老师还有几项成果，虽然每年进项不大，但和你的打包成大健康课题，材料里就可以写“研究成果产业化落地成果喜人，共计投产6项成果，实现利润8106万元”，这样就有点有面了。虽然连连说好，小师一点也笑不出来。

虽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何尝不是现实呢？当“大佬”取代国家立项成为课题组的核心时，科研组织必然就没有了真正的集体主义。

此次提议的25位科学家、企业家身份可以归纳为另外的两类：要么是两院院士，不然就是企业的董事长。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能是专家们生怕分量不够，在舆论上说服力不足。但既然“现实”强调帽子，那又何须对年轻学者的功利过分苛责呢？关键是要造就适合科技创新人才的土壤，则突破性科技成果的涌现自然水到渠成。

要对青年展现更多的善意

毋庸置疑，学者们希望扭转“工科理科化”的倾向，根源和关键就是中国目前的“卡脖子”技术太少，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对产业的拉动作用还太小。

前面反复辨析大学生学习与就业模式的关系、青年教师科研志趣与高校环境的关系，就是希望在高科技研发在内的所有领域落实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以及按劳分配的初心和使命。但通读专家们的提议，一种“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的担心却油然而生。

2月24日，多部委联合举办了“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根据科技部披露的消息：2022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3/4。另外1/4的研发投入，也不是高校自由支配，相当多的经费是由国家统筹的科研专项资金，青年教师能够分到的就更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议却聚焦于高校改革，说明专家认为企业的研究能力还弱于高校、劣于高校。奇怪的是，专家们却建议“企业人士入校做兼职或专职教师，不应将论文作为他们入职的硬杠杠”。这样不熟悉学术规范，也不热心学术的老师，顶着CEO、CFO和董事长的头衔进入高校，就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专家们还建议“打破‘在校修完学分再出去实习’的模式”，“拿出小学期甚至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实践，并将企业实践纳入学分管理”。在不改变就业市场学历稀缺度匹配模式的情况下，学生若企业实践不积极，教育培养是否能够仅以学分相威胁？哪种模式既能够保证学生的自由选择，又能保证对学生的教育成果公平对待？

近年来，“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一直是互联网上的重要话题。部分专家的建议之所以不受欢迎，不在于他们强调成果的“桃子”是如何好吃，如何有营养，而在于回避了“桃子”由谁种、怎么分配的问题。

建议这些专家，先做一些与提案内容紧密相关的社会实践，这样提的问题就会更有针对性，也容易实现。没有前期铺垫和基础，就要求行政部门以强制力推动可能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改革，既不明智，恐怕也不合理。

英特尔于2011年前后，同国内部分专家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英特尔软件学院系列课程。这套教材是针对职业院校编写的，但使用的单位不止于职业院校。像这样的书，我认为我们国内的企业也可以编，而且完全有能力编的更好。

英特尔软件学院系列课程

除了编写教材之外，关心高等教育的专家和企业还可以提前两年发布人才技能需求和招聘信息，讲清楚两年后产业会出现哪些新的具体的需求，给出预期薪酬和招聘人数，以鼓励在校生主动磨砺产业需要的技能。

如果企业和这些专家都不能预测产业两年后发展的具体需求，却希望青年学生和教师先去企业试试看，还建议“高校在工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验收时，可考察任务是否来自企业、由哪几家企业提出等，邀请企业总工程师参与评价”、“鼓励企业以多种形式合作办学，给予其减免税收、加大补贴、发放贷款、土地使用优先等优惠”。不解决前面的问题，这样的主张似乎有些过分。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考验，完全可以理解专家们的焦虑心情，也明白先行者们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考量。但专家们扭转“工科理科化”的提议，势必会对年轻一代提出新的更大的要求，并加剧他们培养和择业中的风险。

“拿出小学期甚至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实践”势必会占用青年学生自由探索和学习的时间，更会凸显安全问题；“将企业实践纳入学分管理”可能造成寻租空间，部分学校可能会主动向企业出卖学生劳动力，更可能对大学生择业施加不公平的影响。

企业代表尽管在社会地位上可以与院士、教授们平起平座，但作为老师，其师风师德是否也经得起考量，能够承担教书育人的重任？专家们还提议“酌情规定工科师资要有一定年限的产业经历”，这意味着青年教师获得长聘编制的时间还要再延长，并要与企业发生一些利益交换。此类师资改革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谨慎评估。

正因为这样的提议可能会对年轻学生和教师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承担的风险很大。因此必须考虑和照顾年轻一代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经济条件差、获取信息能力较弱的个体。既要关怀上厚爱几分，更要实实在在地优化代际分配，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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